一般而言，民法典的规则设计应当以宪法为基础和依据，通常并不会与宪法相违背，但由于民法并不是宪法的实施细则，其也具有自身的体系自洽性，因此，立法者在进行民事立法时，虽然应当以宪法为基础，但也有一定的规则设计的自主性，这就需要运用宪法对民法的相关规则的合宪性进行消极控制，以尽量避免相关的民法规范背离宪法的精神，甚至与宪法相违背。
这是因为，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都是国家的法律实施机关，职责分工有别，目标一致，都是为了实施好法律，贯彻好法治，促进社会福祉，理当相互尊重。[10]而且，程序本身还有作茧自缚的效应，通过程序的参与，吸纳当事人的不满情绪，由当事人参与的程序得出的结论也更容易为当事人所接受，提升纠纷化解的有效性和公信力。
注释: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的命题。无论从国家治理的顶层设计来说，还是从行政救济的微观发展来看，涉法行政信访诉讼化改革，方向都是正确，正在并将继续重塑行政审判的生态，并由此重塑行政争议救济渠道的生态，以复议诉讼为主、信访为补充的新的权利救济格局正在形成。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第1条明确规定，行政审判以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为皈依，但在任何社会，只要建设法治，公民就不可能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特别是在信访法治化改革的转型时期，更要贯彻权利义务相一致的法治基本原则，既要充分保障过去信访当事人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也要经由行政诉讼引导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理性、诚信行使诉讼权利，权利义务的平衡才是改革追求的目标。同时，促进涉法行政信访纠纷的化解，还必须与恪守行政审判的内在规律有机结合，努力达到既有效终结纠纷，又促进对法律的信仰。行政诉讼搭建官民互动博弈平台，将涉法行政信访导入其中，不仅是厘清规则、分清是非、化解纠纷，更重要的是借此实现公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促进社会的良善治理。
更重要的是，将行政争议导入国家法定的权威诉讼程序，也有助于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司法审查程序运作，让参与主体逐步认识法律，尊重法律，树立对法治的信心，学会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尽管信访制度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价值，但在争议化解功能上应让其回归补充的职能。摘要: 在信访法治化改革政策与新修订行政诉讼法的共同驱动下，行政救济领域出现了到人民法院去的良好态势，但问题与成绩并存，行政诉讼程序空转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为此，法国、丹麦等国专门颁布了声誉机制的实施指南，对声誉机制的运行建立了基本的要求。
[33]信息技术的充分应用使得互联网平台企业能够精确地匹配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同时再辅以声誉反馈机制，即产品或服务分级、评价体系，在供需双方建立了一种信任框架，引导人们作出更为合理的决定。在规制国家中，政府一直与产业创新之间存在着知识的鸿沟。所谓实验性规制（experimental regulation）或者实验性立法即是政府规制与创新保持同步应对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基于信誉资本，全球业已创建了积极、正面的大众合作性消费模式，从而衍生成为一种社会价值不断得以增长的新模式。
[23]传统行政法对于何时规制的问题分析并不多见，其主要侧重于如何规制即规制方式选择的研讨。如何让规制和创新同步前行，以及如何合理解决前述这些疑惑都是我们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其也成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法治难题。
同时，公众更期待政府规制本身也能够创新，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从而与创新相匹配，促使创新不断发生，真正关切公众的需求。先前一些产业的自我规制措施之所以并不成功，主要因为实施机制不够充分。政府在对创新行为采取规制时要考虑时机、时限、规制方式及其实施的问题，不能强迫新生事物完全符合旧的制度框架，否则只会扼杀创新。网络与信息技术中有所谓摩尔定律，系指此类技术进步迅速，约隔18至24个月便有新的产品或者性能改进，[11]更导致政府规制在介入时面临着诸多的难题。
规制与治理的互动，就使得规制既涵盖自上而下的规制，也涵盖自下而上的规制。[3]或者认为分享经济是指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分享海量的分散化闲置资源、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经济活动总和。是否规制、何时规制并无统一的章法，而且目前仍有许多分享经济领域处于未规制状态，许多现象是否属于分享经济形态本身也存在争议。在此之间，规制介入时机的选择亦经常困扰着规制者。
既要发现不适应需求的法律规范、研究制定以用户安全保障为要求的创新准入政策，又要完善适应新业态发展的保障机制，适当缓和旧业态的规制要求，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积极利用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实现更为聪明的治理。宏观层面的问题则是新旧经济形态的冲突导致社会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
试验期、地点以及适用者均会有明确的规定。但是近些年来其基于技术的规则是否应该公开以及如何监督也成了热点争议问题。
可行的办法是基于公平竞争的原因，对既有产业予以规制缓和，从而让所有的产业立足于同一个起点，不能用既有的规制方式实现所谓的平等对待。并进而判断未来的网约车公司会转变为传统的出租车公司，公众又将重返打车难、服务差的困境。同时，分享经济的创新还在于互联网赋权于普通公众并让他们能够自由地创造出各种服务、产品，[8]因而可以认为分享经济并不是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创新模式，而是来自底层的需求，导致任何个体与组织均可以参与消费、交易，或者以新的方式谋生的形态。创新不断展开，领域不断扩展，政府规制应对的创新亦将持续不断。不过，中国许多的暂行办法会存在8年至10年，有些存续的时间可能更长，能否实质性地展开创新和规制的互动评估、何时评估以及如何评估仍然是值得期待的事情。最后，传统交易更多地依赖于货币，而分享经济则还可以依赖人力资源、技术、有形资产等方式展开交易，信任与合作之意自不待言。
基于此的判断是：创新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不过，完全未予以规制的科技进步亦将引发公众的担心和恐慌。针对传统规制的不足，自1970年代末期、1980年代初学界就开始了反思，讨论法律之内以及之外的替代方案。
基于此，本文以分享经济的实践为例，指出分享经济形态下的创新既体现为技术、经济层面的创新，也体现为社会层面的创新。从历史的视角来观察，科技进步和创新始终走在法律规范、规制的前面，未来的创新对于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更是举足轻重，未来的创新对于人类而言更是闻所未闻。
但是这种做法也存在较大的争议，如风险预防原则缺乏明确或共识性的定义，经常会引发贸易争端。[32]以信息不对称问题的解决为例，也可以说明自我规制的优势。
另一方面则可以视情况而调整规制，持续促进创新。当然，与规制过程和结构应更进一步法治化一样，[53]基于技术的规制，无论实施的主体为私人还是政府，亦要承担起相应的算法责任（algorithmic accountability）。因此，规制者就需要通过学习不断提升规制能力。同时，也要在学习中去型塑创新发展的合理方向。
[6]近些年来，正因为互联网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以云计算、大数据、宽带网络、智能终端等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应用，导致全球分享经济进入高速扩张期，从一个城市开始，扩展到地区、国家，最终演变成为分享的世界。[31] See Jean-Francois Lerouge,Internet Effective Rules: The Role of Self-Regulation，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Law Review, Vol.8, No.4(2001), pp.197-207. [32]参见洪延青：‘以管理为基础的规制——对网络运营者安全保护义务的重构，《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4期，第39-40页。
就目前而言，学界除了在金融规制、知识产权、竞争法等领域略有涉及之外，[16]从行政法学的视角探讨创新的文献并不多见。[30]自我规制与不规制、规制缓和的内涵并不相同，而是将规制责任在多种主体之间重新分配。
与此同时，互联网平台企业、协会均要发挥积极作用，将商业模式的创新与社会创新相结合，立足行业长远良性发展。[19]该原则要求安全性必须充分，否则规制者将延迟某种创新行为。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实验性规制也面临着法律的确定性、平等性原则的拷问，对此不得不深入反思，尤其是在审查评估过程中要对多种价值予以平衡。[37]自我规制与政府规制在实施的确保方面无法相比，更多是依靠社会舆论、道德压力等加以实现。期待分享经济能够促进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用以应对社会治理、资源枯竭、环境变化、邻里信任等问题，切实提升生活品质。[19] See John S. Applegate,The Taming of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William Mary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 Review, Vol.27, No.1(2002), pp.13-78. [20]有时有些创新对于公众而言既有利也有害，亦比较难以判断。
为此，规制必须和创新实现有效互动、直至相互匹配，构成了政府规制的重要内容。如果解决得当，有可能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合理定位，甚至可能会引发中国治理与法治体系的变革。
也许有时较早的介入会有益于创新行为，也有益于被规制者（早期规制的明确性会降低企业的遵从成本），更有利于规制者更早地了解创新实践（可以避免偏见和被俘获）。多数人认为规制一直就是创新的阻力，最好是不用规制而主张纯粹的市场机制，但是如此可能会让社会处于高度风险之中。
自我规制根据自身类型的不同，如有些是自愿制定，有些是迫于政府压力制定，有的则为政府批准型，还有的是政府委任行业协会制定，在与政府规制协调时呈现多种样态，体现于立法的意涵包括：政府规制对于自我规制的监督强度，规范竞争者、使用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第三人权益保护机制，规范确保私人服务提供的质量和结果等相关机制的构建。（二）规制面临的难题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分享经济的创新基本上体现了创新本身所具有的诸多特征，如不确定性，分享经济未来走向如何，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可知的情况。
